第345章 穷人讨公道为什么这么难（1/2）

在现实社会的肌理中，“讨公道”本应是每个公民平等享有的权利，可对于身处底层的穷人而言，这条路常常布满荆棘。

讨公道的过程，本质上是一场资源的较量，而穷人最匮乏的恰恰是资源。诉讼费用是第一道坎。即便法律规定了诉讼费减免制度，但立案时的案件受理费、申请财产保全的保证金、司法鉴定费、评估费等，对低收入群体仍是沉重负担。

湖南娄底的一位师傅在工地摔伤腰椎，包工头只愿赔3000元了事，医生说后续治疗至少要5万。他想去做伤残鉴定，光鉴定费就要2800元，相当于他三个月的生活费。

为了凑钱，他让妻子去镇上的鞭炮厂做零工，每天站12小时贴标签，手指被胶水浸得发肿，才勉强凑够费用。

江西赣州的一位大妈更无奈，儿子在工厂被机器轧断手指，老板拒绝赔偿，她去法院申请法律援助，虽然免了律师费，可做工伤认定需要的劳动关系证明、工资流水等材料，找工厂要了十几次都被拒，最后托人送礼花了600元才拿到复印件。

时间成本同样令人却步。重庆一位农民工为追讨被拖欠的1.2万元工资，从工地到法院跑了7趟，每次都要坐4小时长途汽车，光车票钱就花了500多。

开庭那天正赶上农忙，他雇人收割自家的水稻花了800元，等拿到判决书时，算算各项开销，几乎等于白忙活。

安徽阜阳的菜农更惨，为了告批发市场克扣摊位费，每天凌晨3点收菜，早上6点赶去法院，折腾了半年，最后胜诉却发现市场早已换了承包人，执行款至今没拿到，地里的黄瓜烂了一地没人管。

河南周口的一位大爷种了三亩桃树，被邻村的羊群啃坏了半亩果苗，找放羊户索赔时对方耍赖，他不得不骑车去镇上法庭，来回20公里路，轮胎补了三次，开庭时正赶上桃树疏果，雇人打理又花了400元，最后判下来的赔偿款刚够抵这些开销。

法律体系的专业性，对缺乏教育资源的穷人构成了天然屏障。他们往往不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哪些法律保护。云南山区的苗族妇女被丈夫家暴了15年，直到去年村干部带着法律援助手册下乡，她才知道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。此前她以为“男人打老婆天经地义”，每次被打都只是躲回娘家待几天。

贵州毕节的留守儿童在学校被高年级学生勒索钱财，奶奶发现他身上的淤青后，只懂得去学校骂了几句，压根不知道可以报警追究对方责任。

甘肃平凉的一位大叔家的祖坟被修路队挖了，他蹲在田埂上哭了三天，以为只能靠“请风水先生驱邪”解决，直到驻村工作队告诉他可以索赔精神损失，才敢去镇政府讨说法。

即便知道要维权，也难以应对复杂的程序。河南许昌的老汉在菜市场卖菜时被商户推倒摔伤，想索赔医药费却不会写起诉状，在法院门口蹲了三天，求着路过的大学生帮忙写了草稿，又因为没附病历复印件被退回。

他拿着皱巴巴的材料蹲在台阶上哭：“我连字都认不全，咋跟人家打官司啊？”

山东聊城的大妈更委屈，儿子车祸去世后，保险公司拒赔，她揣着事故认定书去法院，却被告知要“先去做遗产公证”，跑了五趟公证处，才弄明白需要哪些亲属签字。

山西吕梁的一位婶子家的玉米被偷了两千多斤，去派出所报案时，民警让她“找三个证人写证明材料”，她在村里求了半天，没人愿意得罪偷东西的邻居，最后只能不了了之。

法律援助资源又严重不足，甘肃定西的一个县城里，整个司法局只有1名法律援助律师，要负责全县30多万人口的案子，常有农民骑着摩托车跑几十公里来咨询，却被告知要排队等两个月。

新疆阿勒泰的牧民为了给受伤的羊群索赔，在零下20度的天气里等了三天，才见到从地区下来的法律援助律师，冻得发紫的手里攥着用塑料袋层层包裹的证据照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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