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70章 一场注定的失败（1/2）

中午12点42分，炸弹，在我们上一回故事的结尾，准时引爆了。

“轰！”

一声沉闷而巨大的爆炸声，猛地撼动了整个“狼穴”总部。施陶芬贝格在不远处的一个掩体旁，亲眼看到他刚刚离开的那间木头会议室，在一瞬间，被一股夹杂着黄色烟尘、黑色浓烟和无数碎片的火球，给整个吞噬了。屋顶被高高掀起，然后重重地砸回地面，窗户和墙壁像是纸糊的一样，向四外炸开。地图、文件、木屑、玻璃……各种杂物，像天女散花一样，被抛到了半空中。

施陶芬贝格的心，在这一刻，反而落了地。

成了！

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。在如此近的距离、如此猛烈的爆炸下，别说是人，就算是一头大象，也得给炸成碎片了。阿道夫·希特勒，那个将整个德国拖入深渊的恶魔，毫无疑问，已经死了。

他和他的副官哈夫滕中尉，对视了一眼，眼神里充满了如释重负的激动。他们没有片刻停留，迅速地跳上了一辆早已等候在此的汽车，一路忽悠，巧妙地骗过了三道盘查的岗哨，成功冲出了“狼穴”这个魔窟，直奔附近的机场。一架早已准备好的飞机，正等着把他们带回柏林。

因为，刺杀元首，仅仅是计划的第一步。真正的重头戏，将在首都柏林上演。一场代号“女武神”的政变，即将启动，他们要回去，领导这场将决定德国命运的行动。

然而，施陶芬贝格怎么也想不到的是，就在他飞往柏林，满心以为大功告成的时候，在他身后那片狼藉的废墟里，命运，或者说某种不可思议的、如同魔鬼般的运气，再一次上演了它的奇迹。

那个被炸得面目全非的会议室里，希特勒，竟然还活着。

这简直是匪夷所思。咱们来复盘一下，到底发生了什么。

首先，就是我们上一章提到的那个致命的细节：会议地点，从坚固的、密不透风的钢筋混凝土地下掩体，临时换到了地面上这间的木板房。如果是在那个地下掩体里，炸弹的冲击波无处可逃，会在墙壁之间来回反弹、叠加，足以把里面的人，全部震死。可在这间木屋里，脆弱的墙壁和敞开的窗户，就像一个泄压阀，让大部分的冲击波，瞬间就逸散出去了。

其次，也是最关键的，就是那张桌子。那是一张由非常厚重的实心橡木打造的巨大地图桌。还记得吗？那个叫海因茨·布兰特上校的倒霉蛋，就是我们上一章里提到过的，在1943年帮特雷斯科夫带过“君度力娇酒”炸弹的那位。这一次，他又在无意中，扮演了历史的搅局者。他觉得施陶芬贝格的公文包碍事，就用脚把它往旁边推了一下，正好，就推到了那根粗大的、实心橡木桌子腿的另一侧。

正是这厚实的桌腿，像一面坚固的盾牌，严严实实地挡在了希特勒和炸弹之间，吸收了绝大部分的爆炸威力和飞溅的弹片。

所以，当爆炸发生时，希特勒虽然被巨大的气浪整个掀飞，裤子被炸成了布条，两条腿上扎满了木刺，两只耳朵的耳膜也被震穿孔，暂时性失聪，但他本人，除了些皮外伤和一点擦伤瘀青之外，竟然没有受到任何致命的伤害。

几分钟后，当烟尘散去，他摇摇晃晃地，被手下从废墟里搀扶了出来。他浑身是土，头发被烧焦，右臂暂时性麻痹，但他还活着，神志清醒。他环顾着一片狼藉的现场和那些或死或伤的将领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：“看，我说过吧……这就是天意！天意要让我继续完成我的使命！”

这场爆炸，最终造成了四人死亡。其中，就包括那位移动了公文包的布兰特上校。他的一条腿被当场炸断，第二天就不治身亡了。命运的安排，就是如此的吊诡和残酷。

一个“开了挂”的独裁者，一群“扶不起”的队友。当施陶芬贝格的飞机，还在飞往柏林的途中时，这场政变，其实就已经输掉了一半。而另一半，则输在了柏林那帮“猪队友”的手里。

咱们把镜头，切换到柏林。政变的大本营，设在市中心的本德勒大街，也就是德国后备军的总部。

按照计划，一旦“狼穴”那边传来希特勒的死讯，这里的密谋核心人物，就应该立刻启动“女武神”计划，向全国的后备军部队，发布命令，逮捕纳粹高官，占领关键部门。

可问题是，当施陶芬贝格在天上飞的时候，本德勒大楼里，却陷入了一种致命的、令人抓狂的死寂和迟疑。

政变在柏林的现场负责人，是弗里德里希·奥尔布里希特将军。这位将军，什么都好，就是缺了点当机立断的魄力。爆炸发生后，他没有在第一时间得到“绝对确切”的、百分之一百二十的确认消息。他有点慌，有点拿不准。于是，他决定……再等等。

这一等，就等掉了足足三个小时。在分秒必争的政变中，这三个小时，是黄金般宝贵、且一去不复返的时间窗口。

比奥尔布里希特更不靠谱的，是他的顶头上司，后备军的总司令，弗里德里希·弗洛姆将军。

这个弗洛姆，是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，一个彻头彻尾的墙头草。他事先对密谋集团的计划，是知情的，也表达了某种程度的同情。但他打的算盘是：你们先干，等你们干成了，确认希特勒真死了，我再跳出来，以“拨乱反正”的功臣面目，加入你们，分享胜利果实。可要是你们失败了……那对不起，我跟你们不熟，我还要反过来抓你们，向元首表忠心。

所以，当奥尔布里希特请求他下令启动“女武神”时，弗洛姆直接拒绝了。他拿起电话，亲自打到“狼穴”去核实。电话那头，凯特尔元帅告诉他：“元首只是受了点轻伤。”

这下弗洛姆心里有底了。他不仅拒绝合作，还反过来，想把奥尔布里希特这几个密谋者给当场逮捕。

下午4点左右，施陶芬贝格的飞机，终于在柏林降落。他一回到本德勒大楼，看到眼前这副混乱、迟滞的景象，肺都快气炸了。他这才明白，自己不在的这几个小时，柏林的这帮同伴，几乎什么都没干！

“简直是胡闹！”

施陶芬贝格当机立断，不能再等了。他以不容置疑的口吻，宣布希特勒已死，然后，和他的同伴们一起，直接把那个摇摆不定的弗洛姆将军给抓了起来，关进了一间办公室。随后，他们开始以自己的名义，强行向全国发布“女武神”的命令。

然而，一切都太晚了。更要命的是，他们犯下了一个业余到不能再业余的、足以载入史册的巨大错误：

他们没有在第一时间，切断所有与“狼穴”的通讯线路！

你说这叫什么事儿？搞政变，最最基本的操作，不就是第一时间抢占电台、切断电话线，控制住信息的发布渠道吗？这样，你才能把“假”的说成“真”的，把“死”的说成“活”的，你才能掌握话语权。可密谋者们，偏偏就漏掉了这最致命的一环。

于是，政变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一幕，上演了。

傍晚时分，柏林卫戍营的指挥官，一位名叫奥托·恩斯特·雷马的少校，是一位忠诚于希特勒、但对政变毫不知情的军官。他接到了“女武神”的命令，任务是：立刻带兵，前往逮捕宣传部长，约瑟夫·戈培尔。

雷马少校二话不说，带着部队，气势汹汹地就包围了戈培尔的办公室。

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戈培尔，这位纳粹的宣传天才，上演了他一生中最精彩、最力挽狂澜的一次即兴表演。

面对着黑洞洞的枪口，戈培尔异常冷静。他看着雷马少校，平静地说：“少校，你被叛徒欺骗了。元首根本没有死，他还活着。”

雷马当然不信。

戈培尔微微一笑，指了指桌上的电话：“你不信？我可以让你亲耳听到他的声音。”

说着，戈培尔拿起电话，通过一条直通“狼穴”的专线，直接就接通了希特勒本人。

“我的元首，雷马少校在这里，他不相信您还活着。”

戈培尔把听筒，递给了雷马。

电话那头，传来了一个雷马再熟悉不过的、带有浓重奥地利口音的独特声音：“雷马少校，你听得出我的声音吗？”

雷马少校当时脑子估计“嗡”的一下就炸了。他立正站好，对着话筒大喊：“是的，我的元首！”

希特勒接着说：“我还活着。有一小撮野心勃勃的军官，发动了可耻的叛乱。我现在授予你全权，用你手下所有的部队，以我的名义，粉碎这场叛乱。逮捕或击毙所有反抗者！”

这通电话，就像一道闪电，瞬间逆转了柏林的整个局势。

雷马少校的忠诚，立刻从“女武神”的命令，转回到了元首本人身上。几分钟前，他还是执行政变的工具；几分钟后，他就成了镇压政变的急先锋。他手下的部队，立刻调转枪口，开始按照戈培尔的指示，逮捕城内的密谋分子。

政变，就这样，以一种近乎荒诞的方式，彻底失败了。

当天深夜，雷马的部队，包围了本德勒大楼。被解救出来的那个机会主义者弗洛姆将军，为了杀人灭口，掩盖自己知情不报的罪行，急不可耐地，当场组织了一个即席的军事法庭，以“叛国罪”，宣判施陶芬贝格、奥尔布里希特、哈夫滕等四位政变的核心人物死刑，立即执行。

就在本德勒大楼的庭院里，借着一辆军用卡车那昏暗的车头灯光，行刑队举起了枪。

在倒下前的最后一刻，克劳斯·冯·施陶芬贝格上校，用尽全身力气，喊出了他最后的遗言：

“我们神圣的德意志万岁！”

枪声响起，这位勇敢的、孤独的抵抗者，倒在了血泊之中。他的死，标志着这场德国抵抗运动最高潮的终结。然而，对于成千上万和他有关联的人来说，这，仅仅是噩梦的开始。

720事件，为希特勒提供了一个梦寐以求的、完美的借口。他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，对他早就看不顺眼的、那些内心并不忠诚的国防军传统贵族军官团，以及所有潜在的反对者，进行一次彻底的、血腥的大清洗。

权力的天平，在这一夜，彻底倒向了纳粹党最激进、最残暴的派系——党卫队。

希特勒立即授权党卫队的全国领袖，海因里希·希姆莱，全权负责“净化”国家。希姆莱马上成立了一个由盖世太保头子海因里希·穆勒挂帅的“7月20日特别委员会”，在全德国，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、史无前例的大搜捕。

这不仅仅是对一次未遂政变的反击，这更是一场蓄谋已久的、旨在彻底摧毁旧德国精英阶层的权力交接。希姆莱不仅负责调查，还被任命为后备军的新司令。这意味着，德国的军队，这个普鲁士精神最后的堡垒，从此被彻底置于了党卫队的控制之下。

盖世太保的恐怖网络，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，迅速笼罩了整个德国。据统计，约有7000人，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里，被陆续逮捕。审讯室里，酷刑、讹诈、威逼利诱，无所不用其极。许多人，在无法承受的折磨下，供出了更多的名字，导致这张网越收越紧。

随后，这些被捕者，被送上了由一个叫罗兰·弗莱斯勒的法官，所主持的“人民法院”接受审判。

说这是“审判”，都是对法律这个词的侮辱。这完全是一场场精心编排的、旨在公开羞辱被告的政治表演。

这个弗莱斯勒，根本不是什么法官，他就是一个穿着法袍的疯子。在法庭上，他从不让被告有机会为自己辩护。他用最恶毒、最下流的语言，对着这些曾经是将军、是市长、是贵族的被告们，进行疯狂的咆哮和人身攻击。他嘲笑他们因为被剥夺了军衔而不得不提着不合身的裤子，他辱骂他们是“猪”、“败类”。整个过程，都被摄像机拍了下来，希特勒本想把这些录像，作为宣传片，向全国播放，以儆效尤。但后来发现，弗莱斯勒在法庭上的表现，实在太过歇斯底里，太过令人作呕，连戈培尔的宣传部都觉得，这玩意儿要是播出去，非但起不到震慑作用，反而会让人心生同情，于是，就作罢了。

判决，当然是早就内定好的——死刑。

1944年8月8日，第一批被判刑的密谋者，在柏林的普洛岑湖监狱，被执行了处决。根据希特勒本人的亲自命令，他们要以一种最痛苦、最屈辱的方式死去。他们被剥光衣服，用钢琴的钢丝，吊在屠宰场的肉钩上，慢慢地被勒死。整个行刑过程，还被拍成了电影，送回“狼穴”，供希特勒本人“欣赏”。

这种令人发指的残忍，其目的，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肉体消灭。这是一种恶毒的、象征性的报复。因为这些密谋者，大多是普鲁士军事贵族出身，他们最看重的，就是军人的荣誉。希特勒就是要用这种屠宰牲口的方式，来彻底摧毁他们的人格，践踏他们的尊严，从精神上，彻底抹杀这个阶层存在的意义。

然而，纳粹的报复，还远未结束。他们从故纸堆里，翻出了一个古老的部落法律概念——“株连罪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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